【文章导读】赣闽粤边客家传统村落景观区域差异研究

中国传统民居建筑是数量最多、分布最广的建成文化遗产。民居建筑不仅与其所在地域的自然环境密切相关，也是“家”和“生活”的物化[1]，是当地文化习俗和生活形态在物质空间中的映射。民居形态文化在建筑学领域有着持续而深入的讨论，文化在民居建筑塑形中的根本性影响被普遍认同，即民居建筑形态中的结构性差异在本质上是文化（尤其是居住文化）的差异[2]。文化人类学中“将家视为一系列复杂社会关系的产物”，甚至是“表达和确立身份的一种方式”，而不仅仅是一种物理结构和承载容器[3]。因此，居住建筑的研究可以（或应该）超越物理空间而将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的投射。

正由于中国乡村地区之广袤、传统民居保存数量之多、类型之丰富，使得在传统民居的价值被众多学者所认识和关注、并真正进入到学术殿堂之初的很长一段时间内，都是以填白式的典型类型发掘为主，采用从建筑规划学科的视角和知识框架出发的经典“形态分析范式”，突出地域性——且往往是典型村镇或市县尺度的——特征。但这种点式的探索“没有把具体的建筑放在广大的空间及时间范畴内去分析”，难以体现不同地区之间的联系和差异，且会限于“孤芳自赏”的狭隘地域主义认知[1]，不利于深入理解民居的存在与发展变化的因缘关系。

因此，当民居研究在地域上已经形成普遍性覆盖时，就开始走向对比性研究[4-7]，通过两个不同地域不同类型的民居现象对比来挖掘民居的特殊性价值，但对比研究的目标仍主要在于通过共性和个性的分析来强调双方的特征及其成因，且对比的双方需具有可比性意义，因此，比较研究尚不足以完成在更具有延续性的区域面上的民居文化的联系和演变关系的探查。

在这一需求驱动下，中国民居研究在本世纪初开始转入一种区域性的宏观视角，其典型是陆元鼎提出的民系民居理论，其将汉民族在历史迁徙中形成的族群支系作为研究单元，突破了既往对单点个案物理形态进行静态描述的时空局限。他提出从“文化移入的持续性”“文化特质的层叠性”和“文化形态的区域差异性”几方面来看待民居建筑的动态发展过程[8]，在共时性上考察民居文化的分布、类型及其与自然社会环境的关系等，在历时性上注重传播演变过程中的文化迁移和区域深层动力[9]。对于同一族群的民居文化来说，正因为其存在某种内在的同源性和关联性，如果没有以整个族群为视角进行观察、整合和归纳，就难以探明民居文化形成、发展和演变过程中的规律和机制。

一个典型例子是中国客家民系民居文化。客家民系是中国华南地区汉民族一支具有显著特性的支系，集中分布在中国赣闽粤三省边界。其民居文化也极具典型性，如已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闽西土楼、进入中国世遗预备名单的赣南围屋，和作为客家典型文化表征符号的梅州围龙屋，在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已引起了大量的关注。客家民系在族源、语言、文化习俗等方面存在许多共同的根源，但由于在行政区域上跨省分布的特征，各地民居常常被割裂看待，且三省地区又恰好分别形成上述3种最典型的民居类型，因此更多的客家民居研究专注于以一个省区中的一种典型类型为对象探讨其形态特征和内涵[10-18]，早期虽也有部分学者开始思考不同典型类型之间的联系[19-20]，但仅作为初步的延伸讨论而未深入。近10年来出现了一些跨地区跨类型的横向研究，对三地典型民居类型的选址、构造、功能、秩序性、防御性等建筑特征进行比较[21-24]，但多数仍停留在三省区典型类型、典型案例的表层形态特征差异的比较，限制了对民系整体居住文化发展规律和脉络上的深入理解。总体而言，真正从上述的民系文化视角出发，对客家民居在同源文化基础上的类型发展逻辑归纳、从以往关注的核心区扩展到边缘区的类型源流关系梳理等问题，尚存有很大的探索空间。对于客家传统民居这样一种既同出一源又分异显著的文化现象来说，只有突破惯有的行政区划思维局限和标签，突破对点上的核心区典型类型的关注，回到民系的大地理环境和历史进程中进行整体考察和普遍性的把握，才能挖掘出更内在的规律性问题。

另一方面，乡土民居与量少、典型、遗存年代久的官式建筑不同，极少有静态维持、形态特征上有显著时间断层的化石式遗存。这是由于民间对民居建筑的建造和使用是一个持续连贯、不断更新演替的过程，同一个地区中的主流民居形态是一个缓慢演变的整体，在符合自然环境的需求和条件基础上，始终呼应地区的社会历史发展状态，在现代化的巨变之前，农耕社会文明中的审美理想和文化观念都在持续性的繁衍生息中层叠累积下来（即“文化特质的层叠性”[25-26]）。而客家民系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族群，它是一个由历史上不断辗转迁徙的移民群体和边缘地带的土著不断融合，聚居区和社会文化中心在不同时期有过多次转移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文化体。这就使得客家民系在不同地区中的建成文化遗存可以被视为客家民系这一文化主体在不同时期留下的居住文化发展态势的标本，即时间截面在空间上的展开。

▲ 图1 | 赣闽粤边客家地区各县份建制时序

▲ 图2 | 赣闽粤边区历史沿革时序圈层示意

需要说明的是，在中国民居研究的发展中，村落作为由广义的民居建筑组成的整体，其空间形态特征也逐渐地从民居研究的背景信息转变为民居研究中的一个重要模块，反映出村落中生产、生活和生态等多种要素之间的耦合关系，是居住文化景观的整体映照。

   正是在以上视角的基础上，《赣闽粤边客家传统村落景观区域差异研究》试图通过对客家民系在不同迁徙地区的主流民居类型及其组构成的相应村落形态类型的梳理，结合地区历史发展的状态，梳理出一种大致的居住文化发展规律和村落景观区域格局。在这个过程中，笔者始终把对居住文化演进的理解与对客家民系迁徙和文化发展历史过程的理解结合起来。尤其是，随着中国客家文化研究从初期强调溯本正源的种群概念上的族源历史考证、转向重视地域本身对文化的塑造和强调文化自觉性和身份认同的文化建构观点[27]，对民居的认识也应跳出对典型形态的标签式认识，而应将其作为文化发展的动态映射，折射出民系文化本身的形成演化、发展成熟和交融分衍的过程信息。

▲ 图3 | 基于村落及民居形态的聚类结果与语言区划、高程分级图的叠合

▲ 图4 | 赣闽粤边区客家传统村落及民居文化区划

▲ 图5 | 赣闽粤边客家传统村落文化区划与山脉的关系

▲ 图6 | 赣闽粤边客家传统村落文化区划与水系的关系

本文撰稿：卓晓岚  肖大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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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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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介绍

《赣闽粤边客家传统村落景观区域差异研究》一文刊载于《城市规划》2023年第11期，第110页-第122页，第132页。

【doi】10.11819/cpr20231112a

卓晓岚，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助理研究员，[e-mail]。

肖大威，华南理工大学建筑学院、亚热带建筑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城市规划学会小城镇规划分会委员。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基于文化地理学的赣闽粤地区客家传统村落及其民居演变理论研究”(51778232)；“十三五”国家科技重大专项课题“适配于传统村落价值体系的保护利用监测体系与管理体制”(2019YFD1100903)；广东省基础与应用基础研究基金“广东碉楼的类型源流与营建机制研究”(2023A1515011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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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kns.cnki.net/kcms2/article/abstract?v=ipUboLYjcOX6m_AIhOkNFLxMiUfVKqgIZpcGKUwgxcU6aBBZAjygzK13KIgpycnj54y-4F8KaQHHfR03nSwBTjUtNoCnBzF4d_YqC-pq34rdN_KGLMsXvwxX41ek4c8DzJ9G3ItOwxc=&uniplatform=NZKPT&language=CH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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